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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恩来: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

来源:   作者:  编辑:  发布时间:2016年09月27日 00:00  点击次数:

(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)

北京大学教师学习会和马校长要我给他们做一个报告。我想,既然给北京大学讲,也就应该给别的大学讲。因此,我同教育部商量了一下,这个报告会就以北京大学为主,把北京、天津其他大学的教师和同学代表也请来了。

我讲什么呢?做一般的政治报告吧,也许不适合大家的要求,因为大家正在进行思想改造的学习,这样的报告不是最需要的。既然在学习,就一定要下决心改造自己。因此,我想讲一讲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。

讲到改造问题,我想还是先从自己讲起。我中学毕业后,名义上进了大学一年级,但是正赶上五四运动,没有好好读书。我也到过日本、法国、德国,所谓留过学,但是从来没有进过这些国家的大学之门。所以,我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。今天在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、大学同学面前讲话,还有一点恐慌呢。不过,我总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,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有一些体会,联系自己来谈这个问题,可能对大家有一点帮助,有一点参考作用,总不至于成为一种空论吧!

大家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自己。我想,凡是要求学习的人,都应该有这样一个起码的认识。当然,改造需要时间,一下子要求很高、很快,这是急躁的,不合乎实际的。应该由浅入深,循序渐进。拿我个人来说,参加五四运动以来,已经三十多年了,也是不断地进步,不断地改造。也许有的同志会说:你现在担任了政府的领导,还要学习和改造吗?是的,我还要学习和改造。因为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,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,所以要不断地学习,不断地认识,这样才能够进步。三十年来,我尽管参加了革命,也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部门做了一些负责的工作,但也犯过很多错误,栽过筋斗,碰过钉子。可是,我从不灰心,革命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鼓舞了自己。这个力量是从广大人民中间得到的。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和决心,即犯了错误,就检讨,认识错误的根源,在行动中改正错误。有了犯错误的经验,就可以少犯以至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。当然不可能一次就改得好,犯了一次可能再犯,但总可以改正吧!犯了错误,不要当作包袱,要把它丢开。丢开了还不算,还应该公之于众,作自我批评。这不仅可以教育自己,同时也能帮助别人少犯这样的错误。也就是告诉别人:这类错误是可以改正的,只要认识了,同时又肯改,仍然是可以进步的。犯了错误,关起门来检讨是需要的,更需要的是到人民中去学习。一个人之所以犯错误,一方面是由于对理论、原则认识得不清楚,所以需要向进步的理论求教;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相信的那一点道理跟实际相矛盾,行不通,所以必须向广大群众求教,从实践中求得新的认识,发现新的道理。这样两方面结合起来,就有了力量,就行得通了,也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错误了。

我讲这一段话,是为了使同志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建立这样一个信心:只要决心改造自己,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的,都可以改造好。在座的同志多数在旧社会生活过较长时间,会带来很多旧的东西,要求一下子把旧的影响肃清,这是不可能的。只有在不断的斗争中,才能求得进步。

下面讲几个大家在学习中可能遇到的问题,以及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。

一 立场问题

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,总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。我们现在还不能说都已经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一切问题、处理一切问题了。这不仅是你们诸位,就拿我来说,几十年以前就参加了共产党,是不是进了共产党之后工人阶级立场就那么清楚了呢?也许看书学习、写文章的时候是那样,但是到实践的时候,是不是办每一件事情都合乎工人阶级立场呢?认真检查起来,还是差得很远的。工人阶级立场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,也不是自己封的,决定的关键是实践,只有实践才能证明是否合乎这样一个立场。例如,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,我们把广大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,首先是把工人、农民、学生和一部分军队组织到革命的潮流里,革命的力量推动他们前进。但是,到了一九二七年武汉时期,有些人在陈独秀领导下,立场就很不稳了,跟着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。这就说明他们没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,受了当时反动阶级的影响。类似的例子还有。所以,立场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。

我国的知识分子,大部分是从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,不能要求他们一下子就能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。

我的家庭是一个破产的封建家庭。我家原籍是浙江绍兴,后来祖父到江苏淮安做县知事,家也搬到淮安。我家虽然没有买土地,只有一幢房子,但仍然是封建官僚家庭,这样的家庭不能不影响我的思想。一个人幼年所受的影响,往往在他的思想上、生活作风上长期存在,说话或者写文章,如果不经过很冷静地思考,旧的东西常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。

既然如此,要求知识分子一下子就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,那是困难的,一定要有一个过程。

一般的人开始最容易有一个民族观念、民族立场。因为中国是一个百年来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,所以容易使我们产生爱国的民族观念。例如,我小的时候读章太炎先生发表在《国粹学报》上的文章,当时虽然读不大懂,却启发了我的爱国的民族思想。中华民国成立以后,袁世凯、北洋军阀的专横卖国,更使我增加了爱国的思想,因而积极参加了反对"二十一条"、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等爱国活动。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过程。这是一个好的起点。知识分子有了爱国的思想、民族的思想,就可以从这个立场上前进。

当然,这里面可能有危险性。假使从民族立场发展到国家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,对外侵略别的国家,对内压迫小的民族,那就走到邪路上去了。这种危险性虽然有,但是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,不是主要的方面。其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,中华民族是受外国侵略、欺凌和压迫的,所以人们首先产生的是一种民族的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。在这样一个具体的环境中,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可以由民族思想、爱国思想发展到争取民族解放和为人民的思想。所以,知识分子初步有了这样的思想,应该受到欢迎。当然,我们也要防止产生国家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危险思想。

在中国,国家主义是跟共产主义同时出现的。五四运动时的同辈们,今天在座的很多。大家知道,当时的少年中国学会分成两派:以李大钊、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派,走向了共产主义;另外,曾琦、李璜、左舜生等人又是一派,他们走向了国家主义,结果做了国民党的尾巴。这个尾巴做得也很可怜,因为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环境里,不可能出现土耳其式的基马尔主义。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,只有极少数人玩弄那种货色,在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中是生不了根的。

一百多年来,帝国主义和中国的买办阶级、地主阶级勾结在一起,压在中国人民头上,形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。毛主席在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中说,一百多年来,多少仁人志士想替中国人民找出路,如洪秀全和孙中山的革命,严复和康有为的改良,在当时都是想把中国往前推进,但结果都失败了。中国既没有象法国大革命那样把封建势力完全摧毁,也没有象日本那样发生了明治维新。为什么?原因很清楚,各位教授先生最近参加土改工作时看到了,中国的封建势力太大,地主和富农在中国农村中约占人口的十分之一。这些人散布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,压在农民头上,帝国主义就凭借着这些人统治中国。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,过去有些人企图走改良主义的道路,走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,但走不通,统统失败了,不能不找新的办法了。

中国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更加觉醒了。俄国十月革命给了我们新的启示,使我们认识到要"走俄国人的路"。孙中山先生也提过"以俄为师"的口号。这样,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就组织和发动起来了。许多知识分子从民族的立场进一步认识了人民的立场,觉悟到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救中国,才最爱民族。因为封建经济束缚着中国广大农村的生产力,买办势力束缚着中国的民族工商业;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代表了封建和买办势力,成为一种反动政治力量,他们依靠帝国主义,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。所以要求得民族解放,一定要有人民的立场,而不是只有笼统的民族观念。

人民的立场,是不是进了共产党以后一下子就站稳了呢?不错,当着对敌斗争很激烈的时候,我们是很清楚的,对地主阶级、买办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是坚决斗争的,这是站在了人民的立场。但是到抗日战争时期,我们要和国民党讲联合,共同对外,这时有一部分共产党员的人民立场就不那么明确了。你们从胡乔木同志著的《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》中可以看到,在抗日战争初期,毛主席坚决主张对国民党有联合有斗争,推动全面抗战,反对国民党不要人民的片面抗战,这是坚定的人民立场。但是有些共产党员,有时只注意联合的一面而忽略了斗争的一面,迁就了国民党,人民立场就不那么清楚了。一九三八年在武汉,曾发生过这样的错误。那时联合的工作是做了,但斗争不够。后来认识了这个错误,纠正了,到重庆、南京工作时就好一点了。这就是说,人民的立场,在共产党的领导人当中也不是一下子就完全站稳了的。大家看过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。那时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读了很多书,又住过延安的学校,但还是有不少人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,所以毛主席在那篇讲话中就首先提出立场问题。

现在,工人阶级有工人阶级的想法,农民阶级有农民阶级的想法,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想法,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想法,只要各个阶级存在,他们的不同立场就会存在。我们今天要求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立场,这就是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人民立场。

由人民的立场再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立场,那是更难的一件事。为什么要知识分子进一步站在工人阶级立场呢?因为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,是为人民的,也是为民族的,将来要实现共产主义,使社会达到无阶级的境地。工人阶级的伟大就在于此。资产阶级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变成资本家。如果人人都当资本家,谁去做工人呢?如何积累资本呢?我参加共产党,最先就是这一句话说动了我,我也用这句话写过文章,向别人宣传过。为什么工人阶级是先进的?因为工人阶级可以使全世界的人都变成劳动者,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统一起来。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最本质的东西,是它能使全世界进到没有阶级、谁也不剥削谁的社会,别的阶级和政党都不能担当这个任务。

对阶级立场问题,在知识分子中有几种认识。一种认识是:中国没有那么多的工人,产业工人不过三四百万,并且是从封建社会中生长起来的,或多或少地带有封建的影响,恐怕不会很强,怎么能领导全国呢?另外一种认识是:中国共产党里面,农民、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占很大的数目,怎么能代表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?是不是代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?还有一种认识是: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以后,实行党的口号、政策,他的一切就都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了,就体现工人阶级的思想了。这三种想法都是错误的。

我们认为,中国工人阶级尽管人数少,而且其中还有若干人受过封建的影响,但是只要积极工作,发展生产,跟世界上的工人运动的经验和先进理论相结合,这个力量就是无穷的。它是新生的力量,一定会发展壮大。一切新生的力量都是从小到大的。我们每一个人也是由幼年长大的,幼年的生长力是最强的。所以工人阶级在中国是有远大前途的。工人阶级能照顾全局的利益。将来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发展工商业,不仅对本阶级有好处,对农民有好处,对资产阶级、小资产阶级也有好处。为了更好地发展工商业,它要把重要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里,逐步走入社会主义社会。也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,根据它的思想,根据国家的物质条件和不断提高的生产能力,才可以使中国工业化,消灭阶级,实现共产主义。所以不能因为它人数少而忽视这个最可靠、最有希望、最大公无私的阶级。

共产党内有大量的农民、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,他们能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吗?我认为,经过锻炼是可以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。工人阶级并不把它的立场私有,只要真正愿意接受它的思想,就可以站到它的立场上来。中国工人阶级也是从旧社会来的,不过跟知识分子不同,它经过现代化大生产的锻炼,体现了先进的思想和立场。知识分子的改造也要经过锻炼,经过学习,经过实践。知识分子到工厂去,到农村去,就是要学习工人阶级、劳动人民的思想和立场。这不仅是对党外知识分子说的,也包含党内的知识分子。梁漱溟先生在一封信上说,过去认为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,党员很多是农民,大概你们是农民思想、小资产阶级思想吧?他这话有一半道理,就是一些共产党员如果不经过改造,是会有很多农民思想、小资产阶级思想的,但经过改造就会逐渐减少,工人阶级思想就会逐渐加多。毛泽东思想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思想。即将出版的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一卷,就是体现中国工人阶级思想的伟大著作。

做了共产党员,是不是就一切都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了呢?不是的。也许我们主观上觉得是为工人阶级了,但有时我们的工作犯了错误,实行的政策有了偏差,说明我们还不是真正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。这种情况是常有的。我们过去发生的右的或"左"的错误,就是离开了工人阶级立场对反动阶级迁就,或者是把自己这个阶级孤立起来。拿我个人来说,就有过多次这样的经验教训。正是因为有过这样的错误,才使自己受到更多的教育。工人阶级立场不是那么容易站稳的,需要长期地摸索、学习、锻炼。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的指南针,但是单靠这个指南针还不行,还要有自己的革命实践。毛主席常说,任何一个人不经过自己的实践,碰过钉子,摔过跤,别人的经验对他总是作用甚小。自己实践的经验是最可宝贵的,最有用处的。所以共产党员也需要经过锻炼,而且是长期的锻炼。

从民族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,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,大体上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过程。要促进这个发展过程,推动知识分子的进步,防止这个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偏差,逐步地解决立场问题。

二 态度问题

明确地认识了立场的发展过程,态度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。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,生活在世界上,对遇到的任何一件事情总会有一个态度。立场不同,态度也就不同。

今天的世界上还有阶级存在,还有国家的对立。帝国主义侵略集团要统治全世界,尤其是美帝国主义,要把世界变成美国的世界。中国人民是深受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大打内战之苦的,现在美帝国主义又侵入朝鲜,侵入我国的台湾。世界人民经过两次世界大战逐步觉醒了,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先后建立了,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发展,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在逐步觉醒。全世界人民都不愿意再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和侵略,不愿意再遭受战争的痛苦,要求持久和平。世界分成了两个阵线,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。

对这样的世界形势,我们中国人民怎么能够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呢?必须要有明确的态度。首先要分清敌我友,谁是我们的敌人,谁是我们的朋友。没有这样一个区分,那你是什么态度呢?难道你站到敌人方面去?当然,在中国还有站在敌人方面的反动分子、反革命残余分子,我们要肃清他们。但是,站在人民立场上的人,站在爱国的民族立场上的人,能不表明态度吗?所以,我们在学习时必须有敌我友的观点。全世界人民包含美国人民、日本人民在内都是我们的朋友,我们要争取他们。现在还被帝国主义欺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政府,我们应该争取他们反对战争,赞成和平,即使是暂时的朋友,我们也要争取。一切国家,一切可以争取的政府,都应该争取,即使是中立,哪怕是暂时的、在一个问题上的中立,对于人民来说也有好处。我们应该分清敌我友的界限。我们的敌人就是美帝国主义和它的同盟国家、帮凶国家的反动政府。我们的朋友遍及全世界,其中包含在某一个问题上一时的朋友。这样,我们人民的力量就壮大起来了。这是在国际上。在国内呢?这个问题已经清楚了。我们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,首先应该巩固工农联盟,还要团结小资产阶级、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一切爱国分子。我们的敌人就是反动阶级,最集中地表现在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上,还有一些反革命残余分子。在态度问题上,是不是还有保持中间的可能呢?应该说,基本上没有可能,尤其在国内更没有可能。因为胜败已经定下来了,人民已经当政了。难道今天还可能又站在蒋介石方面又站在中国人民方面吗?也许可以躲到香港去,但那是临时性的,最后态度总是要判明的。

关于态度问题,我们历来主张靠自己觉悟。我举个例子,大家会清楚的。张伯苓先生,晚年做了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长,重庆解放以后,开始有了觉悟,后悔了。以后他回到北京,又转到天津。他和我总算是师生关系了,也很接近,但是我丝毫没有勉强他写一个东西。以后他慢慢地认识了新中国,认识了人民中国的好处,开始跟我讲了一些他最赞成、最高兴的事,但是我仍然没有请他写个东西。我觉得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。这样一耽搁,没想到他就年老病故了。临终前他写了一个遗嘱,大家可能在报上看到了。也许这是我的一个缺点,没有及早地帮助他提高觉悟。假使我知道他身体那样差,早一点提醒他一下,他也可能多一点进步表现,使人民对他有更多的谅解。这是我抱歉的地方。我再举一个例子:翁文灏,大家也很熟悉,新华社宣布过他是战犯之一。但是他在欧洲表示愿意回到新中国来,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到美国去当教授。因为他有这样的表示,我们就欢迎他回来。他回来以后,有些朋友觉得他应该写一个声明,这样好使人民谅解他。但是我们仍然觉得不要太勉强,要他慢慢觉悟,自觉地写。

真正的中间态度,基本上是不存在的,一个时期的动摇、怀疑是有可能的。有一种人他对新生事物要怀疑一下,观察一下,我觉得应该允许。怀疑并不等于对立。对立就是敌视新中国,这不能允许。在学习中,对某一个问题持怀疑的态度是可以的,因为真理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被人们接受的。真理愈辩愈明,我们不怕怀疑。观察一下也是可以的。梁漱溟先生初到北京的时候跟我说,有些问题他要观察一下。他在这点上很直爽,我们也很尊重他,所以介绍他到各个地方去观察。他每次回来的确都有进步,这一点我们应该欢迎。他观察一个时期就提出一个新的认识,那很好嘛!观察不等于旁观,观察的态度是积极的,旁观的态度是消极的。

还有一种态度是同情但不参加。这种人只是做到对中国革命表示同情,但是参加还要考虑考虑。这也是允许的。我们愿意等待,而且要耐心地等待。香港有许多人跟我们打过招呼,说他很同情新中国,但是他自己暂时还不能回来。我们绝不勉强。因为这里面还有客观的原因和主观的原因,我们应该谅解。

(这是在北京、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讲话的前两个问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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